盡管德國聯邦政府總理默克爾近來鄭重提醒歐洲和世界不要過高估計德國的實力，但還是有不少人比較看重這個歐洲頭號經濟強國的經濟潛能，把它視作目前歐洲的明星、歐元的救星。在德國國內，早就有一批精英在研究一系列更為深刻的問題，例如德國的優勢到底在哪里，德國經濟目前面臨著哪些重大憂慮，歐元、歐元區和歐盟的未來究竟會是如何，等等。筆者擬在這篇短文里，在簡明介紹歐債危機中德國經濟的表現之后，著重與讀者討論與上述德國精英正在研究的幾個方面相關的三個問題，即德國經濟相對穩定增長一直是由它的一種特殊的“穩定文化”指引著，而今這種“穩定文化”似乎正在受到全球化、一體化和現代化的某些侵蝕；德國經濟相對穩定增長長期是由它先進發達的工業制造業部門支撐著，但這一最大臺柱子顯然正在遭遇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壓力與挑戰；德國經濟相對穩定增長從來是由一張德國人精心編織、細密結實的“社會網絡”守護著，然而這張以社會伙伴、福利保障為核心的“社會網絡”已經被戳出許多洞點。人們普遍關心德國經濟的現狀與未來是自然的，因為德國經濟的表現不僅僅直接涉及德國自身，而且還深度關系到歐洲的前途。

　　一、歐債危機中德國經濟表現總體正面積極

　　正當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家庭財富紛紛縮水之際，德國人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富有”。根據德國聯邦銀行（中央銀行）2012年5月25日發布的數據，德國公民在儲蓄賬戶、養老金計劃以及股票市場中的總資產達到了4.7萬億歐元（只是貨幣資產，不包括不動產）。盡管歐元區面臨種種困難，但德國人的貨幣資產在過去一年中還是增加了1490億歐元（[英國]《泰晤士報》網站2012年5月26日報道：“水泥黃金”為德國人帶來財富），即大約增長了3%。

　　德國人財富的增長是德國經濟長期（包括最近這幾年）發展的結果。二戰后，自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立至今的63年中，德國經濟只有2年負增長（1975年GDP比上年下降1.16%（筆者根據下述資料計算：[德國]Jahresgutachten：《Weiter auf Wachstumskurs（1986/87）》，第195頁），2009年萎縮4.7%（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1年零增長（1967年，資料數據來源同1975年），其余均為增長年份。誠然，年均增速在按順序排列的各時段呈減緩趨勢。即使是在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危機以及2009年開始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猛烈沖擊下，德國經濟在熬過了二戰后最嚴重的衰退年份2009年之后，2010年就迅速復蘇回升3.7%，2011年繼續增長3%，2012年難得保持增長l%，2013年預測將進一步上行1.5%～2.0%。在這些相對有利條件下，據德國聯邦政府預測，德國人可支配收入預計在2012年和2013年將各增長3%以上，這是這一指標10年來從未有過的強勁增長。與此相應的，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國家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將由2009年3.2%、2010年4.3%，經2011年1%，下降到2013年的預計0.2%（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所、埃森經濟研究所、哈勒經濟研究所聯合發布的2012年春季經濟形勢評估報告）。失業人數2012年280萬,2013年將進一步降至260萬，失業率略高于6%，在歐盟大國中表現最佳。

　　在這種背景下，德國成了拯救歐債危機的最大“金主”：在2012年7月正式啟動的“歐洲穩定機制”（ESM）最高可提供5000億歐元的援助貸款中，德國承擔了1900億，占38%；連同此前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中德國的出資額，德國為緩解歐債危機共答應掏出4000億歐元（[德國]《世界報》2012年3月31日訊），約占這兩項有效資金總額8000億歐元的一半。自然，德國對此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張與條件。德國在歐債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主要可歸結為下述六點：即起初堅持“不救助”原則，認為它違背歐盟條約（事實確實如此——筆者注）；后來同意參與救助，并承擔“大頭”，但同時要求“受援國”接受必要的嚴格條件，包括緊縮財政和改革經濟；主張私人投資者也應參與救助行動；反對發行歐元區共同債券，即反對歐元區所有成員國債務共擔；主張開征金融交易稅；倡導加強歐元區中長期經濟治理，深化一體化，建立財政聯盟甚至政治聯盟。德國的這些主張與條件，總的說來是合理的，但某些重債國對此頗為不滿、反感甚至憎惡。面對來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外部壓力，德國被迫在2012年6月29日歐盟峰會上作出了幾項重大讓步，例如，允許ESM救助基金用來向“問題銀行”直接注資，而無需所在國政府財政擔保；允許EFSF和ESM資金用來直接購買“問題國家”的國債，而這在以前是不被許可的。但與此同時，卻引起了日益增大的德國國內壓力，例如，160位德語國家的經濟學家2012年7月5日發表公開信，反對最近這次歐盟峰會的決議；7月3—4日“明鏡在線”委托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4%的德國人認為，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數十億歐元救助共同貨幣已經不再有意義，大多數德國人贊同布魯塞爾應進一步加強對各國財政的監管。不過無論怎樣，歐元區幸虧有德國這個“金主”與其他國家合作，否則事情恐怕真的就更難辦了。

　　二、德國經濟增長由一種特殊的“穩定文化”指引著

　　德國經濟表現較好的主要標志是它的長期相對穩定增長。這是在德國人所特有的“穩定文化”指引下所取得的成果。德國人對經濟“穩定增長”有特殊的感受和理解。這些感受主要來自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后所經歷的痛苦遭遇。一戰后，1923年發生的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讓德國人從此染上了幾乎是永久性的恐懼癥；二戰后1948年貨幣改革所引起的價格大漲，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心態。加上德國奉行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共同富裕、社會公正同行；德國主流經濟學家一致主張財政收支平衡與貨幣幣值穩定是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的必要條件與前提，有人甚至認為通貨膨脹是對人權的侵犯；德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環境保護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德國人一二百年來一直是技術發明創新的領先者，同時又越來越關注技術安全。所有這一切，使德國的“穩定文化”幾乎囊括了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經濟穩定方面，德國致力于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不允許經濟體制“大翻個，底朝天”；在社會穩定方面，既要努力創造財富，也要公平分配財富；在貨幣穩定方面，首先是要保證國內幣值的穩定，保持物價穩定，對外則盡力適當調節匯率，但主要是提高本國對匯率變動的適應能力；在財政穩定方面，堅持總體達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嚴控赤字，以“豐年”補“歉年”；在環境穩定方面，既要經濟增長，又要環境改善；在技術穩定方面，既要不斷發明創新，又要確保技術安全。例如磁懸浮鐵路，德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在漢堡建成運行，但一直沒有推廣，因為有人提出存在放射性問題。與此類似，在蘇聯、美國和日本先后發生核電站事故之后，德國決定要在今后十多年里分期分批關閉目前尚在運行的17座核電站（它們占到德國發電量的大約1/4），不惜工本開發費用昂貴的可再生能源。對于經濟“增長”，德國人也有自己的衡量尺度。作為一個老牌工業國，德國認為不可能、不需要像當今某些“新興”國家那樣去追求GDP年均10%的增速，2%的年增長率也可接受，3%更好，4%～5%已是高速度，在1950-1973年二戰后經濟復興時期曾經有過，而今恐難企求了。德國人更看重經濟增長的質量。

　　然而實際上，德國的“穩定文化”并沒有像設想的那樣貫徹得好。這里僅以經濟增長速度起落為例。1951-1955年間，GDP年均增長9.4%，1956-1960年為6.6%，1961-1965年為4.9%，1966-1970年為4.5%，1971-1975年為2.1%，1976-1980年為3.6%，1981-1985年為1.2%，1991-1998年為1.8%，1999-2008年為2.6%，2009年為-4.7%，2010年為3.7%，2011年為3%，2012年為1%，2013年預測為1.5%～2.0%（上述資料數據來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關年份的報告）。顯然，德國在過去的63年中，經濟增速呈明顯下降趨勢：由20世紀50年代的8%，60年代的大約5%，70年代的接近3%，下降到80年代至今30年的年均GDP增速僅在2%上下。其中還有三個經濟絕對萎縮的年份：1967年-0.001%（可稱零增長），1975年-1.160%，2009年-4.7%。20世紀50年代德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除了戰后復興因素之外，還深受時任總理阿登納所推行的政策影響：經濟增長優先，資本積累優先，社會公平排后。20世紀70年代以后德國經濟增速的明顯減緩，與經濟全球化、歐洲一體化和重新現代化三者密切相關。2007年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由于歐美經濟金融關系緊密，經過危機傳導，讓德國承受了大約5000億歐元的負擔，以救市（救銀行）和“刺激經濟”（救企業）。這是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應的一個實例，且不說“新興”國家20億勞動力開始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影響。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則體現了一體化內在的機制漏洞和其他缺陷，使德國承受空前的壓力。歐洲的經濟結構、社會狀態中有許多方面都已不合時宜，需要重新現代化，包括德國。歐洲人長期沉溺于安逸生活的時代恐怕是該結束了，他們必須捋起袖子干活。12下一頁尾頁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共2頁,當前第1頁  第一頁  前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