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代理在促進現代訴訟的民主化以及使爭議得到公正和有效率的解決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國現代訴訟代理制度（主要指律師制度）萌芽較晚，對于訴訟代理制度的立法也遠未成熟和完善，造成實踐中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所要討論的公民訴

   訴訟代理在促進現代訴訟的民主化以及使爭議得到公正和有效率的解決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國現代訴訟代理制度（主要指律師制度）萌芽較晚，對于訴訟代理制度的立法也遠未成熟和完善，造成實踐中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所要討論的公民訴訟代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在進行討論之前，筆者先對公民訴訟代理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所謂公民訴訟代理，是指在我國的司法訴訟程序中，非法律職業（主要是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普通公民擔任訴訟當事人（或被告人）的代理人（辯護人，以下省略）并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權利參與法庭訴訟的一種活動。 
公民代理訴訟的歷史流變 
    公民訴訟代理相對于律師訴訟代理而言,共同構成了目前我國的整個訴訟代理制度。從它的發展歷史來看，公民訴訟代理一直處于非正式狀態，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我們仍可以從我國訴訟代理制度的演變歷史中發現一些普通民眾參與訴訟代理的痕跡。 
    我國出現訴訟代理人的歷史可追溯到奴隸制社會。當時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由于嚴格等級制度的存在，貴族在發生爭訟時自己不能直接參與，而是派遣自己的訴訟代理人進行1，該些訴訟代理人不是專門的職業人員，而是貴族能言善辯的臣下。這些代理人是作為貴族的替身看待的，當時有哪一方辯論失敗則處罰相應代理人的情形。進入封建社會直至近代，被稱作“刀筆吏”和“訟師”的民間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逐漸普遍，幾乎成為一種固定的職業，但由于他們的代理行為存在的“挑詞架訟”、擾亂司法管理秩序的情況，并危及封建王朝的統治權威，因此一直未被法律所認可，相反，歷代都有一些“刀筆吏”和“訟師”被送官治罪甚至遭處死的典故2。在法律上認可訴訟代理人是到元朝之后，明、清兩代亦有因襲。元朝法律規定，官員以及年老疾患者的親人、家屬可在特定的家事訴訟中代理出庭訴訟3。此立法的原意在于維護官民等級制度，但也有體恤弱者的一面，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南京臨時政府以及隨后的北洋政府陸續頒行了清末變法中制定但未及施行的一些法律，該些法律制度主要參照了德、法等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提倡律師代理訴訟的相關制度，但對于普通公民參與訴訟代理則少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當時的刑事案件的訴訟代理采取了強制律師辯護，而民事案件的訴訟代理則較為寬松，與訴訟當事人有親戚關系、朋友或附屬關系等都可以接受當事人的委托成為訴訟代理人4。 
    現代公民訴訟代理的雛形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紅色根據地的立法。當時以及新中國建立后訴訟代理制度的建立都仿效了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一些做法。1932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頒布的《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第24條規定中，明確了“被告人為本身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辯護，但須得到法庭的許可”，該所謂“代表”泛指一般的公民。1936年延安頒布的《川陜省革命法庭條例草案》中，則明確了“必須是勞動者有公民權的人才有資格當選辯護人”。1943年9月《蘇中區第二行政區訴訟暫行條例》及各地相應立法的規定則較為具體地確定了公民擔任代理人、辯護人或輔助人的范圍，其選任的范圍有所擴展，與現行立法許可之范圍有相近之處，其中包括：1、配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共同經濟生活之親屬；2、法律上利害關系之人；3、基于正義并經區以上政府機關團體證明確非別有私圖之公正人士。 
    建國前夕，黨中央以指示的形式宣布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一切其他法律。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發出《關于取締黑律師及訟棍事件的通報》，完全廢除了舊的訴訟代理制度包括當時的律師制度。在隨后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中，規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可以委托律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介紹的或者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護人為他辯護......”5至此，盡管當時還沒有單行的訴訟法對此予以規定，但公民訴訟代理已為統一立法所明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國又分別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單行訴訟法，其中訴訟代理制度的規定中都明文規定了“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可以受委托擔任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6，公民訴訟代理的內容更加明確。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立法傳統和司法實踐對于公民代理訴訟態度一直較為寬松，近二十年公民代理訴訟的情況更為普遍。很多公民將自己進行訴訟以及接受他人委托參與訴訟作為參與國家治理的一種方式，公民代理訴訟成為一種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實踐。隨著現代法律援助思想的興起，以幫助弱勢群體為己任的社會法律援助團體以公民代理訴訟名義進入訴訟領域的情況也較為常見。
我國目前階段存在公民訴訟代理的原因 
    公民訴訟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的需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法律制度上許可公民代理訴訟的存在源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內涵。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有權參與國家各項管理，公民參與訴訟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權利的表現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貫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國司法訴訟對于民眾參與的開放性，公民代理訴訟是其應有的題中之義。 
    其次，公民代理訴訟能夠基本滿足相對我國變革前簡單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需要。從建國以來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計劃經濟制度下，我國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經濟、政治關系都相應的明確和簡單，法律關系基本停留在傳統狀態，所涉的訴訟案件的領域十分狹窄，法律的專業化以及法律實踐人員的專業化都不是急迫的問題，從當時的實踐來看，公民作為代理人也是基本能夠適應當時訴訟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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