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財政支出規模及其增長趨勢

(一)衡量財政支出規模的指標

財政支出規模，是一個財政年度內政府通過預算安排的財政支出總額。財政支出規模是衡量一定時期內政府支配社會資源的多少、滿足公共需要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標，反映著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力的強弱。衡量財政支出規模可采用兩大指標，即絕對規模指標和相對規模指標。財政支出絕對規模是政府在預算年度的財政支出總和。它通常由按當年價格計算的財政支出的加總來反映。為了研究財政支出變化的真實情況，有時也可以按不變價格來反映，即以某一年的價格為基準來統計財政支出的絕對規模。財政支出的絕對規模從趨勢上看，總量是不斷增長的，這是由經濟總量的不斷增長所決定的。如，我國財政支出規模1978年為1122億元，2010年達到89575億元，2010年是1978年79.8倍，1979—2010年財政支出年均增長14.7%。但一般情況下，單純使用絕對規模指標意義不是很大，因為有時會出現支出總量上升但實際支出下降的情況。因此，常用相對規模指標來衡量財政支出的規模。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是將財政支出規模用與其他經濟變量的關系來反映。我國常用兩種測量方法來反映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一是當年財政支出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二是當年中央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2010年，我國財政支出占當年GDP397983億元的比重為22.5%，中央財政支出(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48322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比重為53.9%。除了這兩個相對規模指標外，還可以用與人口變量相聯系的相對指標即人均財政支出，來反映人均享受的公共服務的水平。我國按自然人口I計算，1978年總人口為96 259萬人，人均財政支出為116.6元，2010年總人口為134 100萬人，人均財政支出為6 679.7元，2010年是1978年的57.3倍。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反映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中央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反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程度。從財政支出變化趨勢看，在正常情況下，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不斷上升的;中央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是相對穩定的，它決定于國家的制度安排。人均財政支出指標一般也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

(二)工業化國家財政支出規模的歷史趨勢

理論上講，財政支出規模可大可小。但根據各國財政支出的實踐看，自20世紀初期以來，各工業化國家的財政支出規模先是持續增大，后來漸漸穩定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上，這是一個普遍趨勢。在20世紀初期，各工業化國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常低，主要是因為那時政府干預的范圍很小，財政職能也僅限于資源配置。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籌集戰爭經費的需要導致國防的支出顯著上升，并帶動財政支出總規模的攀升。但那些沒有受到戰爭太大影響的工業國家的支出規模仍然保持在較低水平。二戰后直至20世紀6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盛行，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及經濟穩定的功能受到追捧，各主要工業國家的財政支出規模出現前所未有地大幅上升，并由此奠定了福利國家的基礎。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讓人們又開始重新思考國家在許多活動領域的職能，這一時期的政府政策既不能有效配置資源，不能按照明確的目標來再分配資源，也沒有實現經濟的穩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開始了減小政府規模的嘗試，從總體上看，近些年來公共支出水平較為穩定，甚至有稍許的下降。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工業化國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又有所上升。

(三)財政支出規模增長的理論解釋

面對財政支出的不斷增長，經濟學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給出解釋。在各種關于財政支出增長的理論中，瓦格納、皮考克和魏斯曼、馬斯格雷夫、鮑莫爾等人以及公共選擇學派的觀點最為著名。

1.瓦格納法則——“政府活動擴張法則”

瓦格納是19世紀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對19世紀80年代的英、美、法、德、日等國財政支出資料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客觀規律的結論。他認為，財政支出之所以會不斷增長，是因為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對政府活動的需求。首先，工業化所引起的市場的擴張，使市場中的當事人之間關系更加復雜，由此而產生的沖突和矛盾增多，引起對商業法律和契約的需要。因此，為維護社會和經濟的正常秩序，需要政府增加財政支出。其次，為了糾正外部效應等市場失靈問題對資源配置效率的負面影響，客觀上增加了政府參與資源配置的需要，這將引起財政支出增加。隨著經濟的增長，文化、教育、福利等財政支出項目的增長率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這也將要求增加財政支出。瓦格納關于公共財政支出增長的結論，為許多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所證實。

2.皮考克和魏斯曼——“梯度漸進增長理論”

20世紀6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皮考克和魏斯曼在對英國1890--1955年公共支出的歷史數據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梯度漸進增長理論”。他們認為，英國的公共支出增長是“階梯式的”“非連續的”，公共支出水平在正常年份表現出隨著稅收收入的增長而逐漸上升的趨勢。當社會經歷戰爭、危機或自然災害等突變時，公共支出會急劇上升。但突變期結束后，公共支出水平雖然會有所下降，但不會低于原有水平。公共支出增長的內在原因。正常年份公眾所能接受的稅收水平相對穩定，財政支出不可能有太大的增加。公眾可以容忍的稅收負擔是財政支出的最高限度。一般情況下，政府公共支出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及稅收收入增長呈線性關系，不可能大起大落。但隨著經濟增長，政府稅收會自動增加，并且因所得稅的累進性還會使稅收增長水平高于經濟增長水平。公眾可容忍稅收水平的提高，是公共支出增長的內在原因。

公共支出增長的外在原因。當社會經濟發展出現突變，財政支出逐漸上升的趨勢將被打破，財政支出將表現出急劇增加，為此政府不得不提高稅率或借債增加收入，這時公眾所能接受的稅收水平也因社會出現動蕩而提高。其結果是政府支出的預算約束隨之提高，使整個財政支出在逐漸上升過程中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這是導致財政支出增長的外在原因。雖然財政支出水平會因社會“突變”的結束而下降，但公眾所能接受的稅收水平不會下降到原有水平，使財政支出呈現梯度增長趨勢。

3.馬斯格雷夫——“經濟發展階段增長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馬斯格雷夫在《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用經濟發展階段論來解釋公共財政支出增長的原因。他在大量研究了不同國家不同階段的財政支出狀況后，得出結論：財政支出數量的變化，是隨著不同時期財政支出作用的變化而變化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由于基礎設施落后制約著整個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部門增加投資興建交通運輸、通信、水利等基礎設施。在這一階段，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比重較大。在經濟發展的中期階段，私人部門獲得很大發展，私人投資開始上升，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比重相對下降。在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們開始追求高質量生活，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提供更舒適的環境、更發達的交通、更快捷的通信和更良好的教育等，使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又進一步提高。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市場失靈問題越來越突出，要求政府立法、增加投資、提供各種服務來協調處理各種沖突和矛盾，也使財政支出進一步增長。

4.鮑莫爾——“非均衡增長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通過分析公共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狀況，對公共財政支出增長原因做出了解釋。他將國民經濟部門區分為生產率不斷提高與生產率提高緩慢兩大類別，前者被稱為進步部門，后者被稱為非進步部門。兩個部門的差異來自技術和勞動發揮的作用不同。在進步部門，技術起著決定作用;在非進步部門，勞動起著決定作用。假設兩個部門工資水平相同，且工資隨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上升。由于勞動密集的公共部門是非進步部門，而該部門的工資率與進步部門的工資率呈同方向、等速度變化，因此，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率偏低的公共部門的規模會隨著進步部門工資率的增長而增長。政府部門屬于人力密集型部門，同時又是生產率發展水平較低的部門——技術進步對生產率的提高貢獻較少。如要維持兩個部門的均衡增長，政府部門的支出只能增加。于是，生產率偏低的政府部門的規模必然越來越大，政府部門的支出必然會快速增長。

5.公共選擇學派的解釋

公共選擇學派分別從選民、政治家、官僚行為及民主制度的特征等方面，提出了理解政府支出規模的新視角。首先，選民在進行財政事務決策時，通常具有“財政幻覺”，即他們通常更為關心擴大公共支出能給自己所帶來的好處，而忽視了稅收負擔也有可能同時增長。日常的財政決策過程往往是稅收提案與支出提案分別表決，更加強化了這一幻覺，導致選民主動投票支持更大的財政支出規模。其次，政治家為獲得公眾擁護和贏得選票，總是傾向于以更大的財政支出作為爭取選民的手段，在控制支出時通常也難以壓縮那些耗費巨大的長期項目和法律規定的權利項目。第三，在很多公共事務上，往往是官僚機構掌握著更精確的成本信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往往提出規模較大的預算供代議機關表決，以最大化部門和個人的權力與利益。第四，在任何一項具體的事務上，所謂的公共利益都很難界定，往往是選民各有其利益要求，為了使符合自我利益的方案獲得通過，不同的利益方可能會“互投贊同票”，導致原本不可能通過的預算提案獲得通過，從而增大了預算總規模。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說，預算軟約束是各國政府的通病，無論多么完善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根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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