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首要任務是“生產發展”，即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繁榮農村經濟，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促進生產發展，優良的生產發展環境是前提和基礎。目前，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以工哺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大環境總體趨好。但受長期的小農經濟、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突出表現為“金融環境惡化、硬件環境退化、人文環境弱化、體制環境老化”，迫切需要進一步優化和提升農民的生產環境。

　　一是金融環境惡化，資金成為農民發展生產最緊缺的資源。農村金融是農村生產與建設的血脈。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血脈在倒流，農村金融機構事實上已經成為從農村“抽血”的主渠道。每年約有7000億元資金通過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平均每個縣高達3億元以上。農村的增值收益，大部分剩余被金融機構抽走。近兩年，農業貸款余額僅占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7%～8%，鄉鎮企業貸款余額占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4.4％，均遠低于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農村金融業成為我國金融業中最為脆弱的環節,農村金融業正在逐步被邊緣化。“財政輸血、金融抽血”的局面，使統籌城鄉帶來的支持效益被大大抵消，各項惠農政策大打折扣（2006年，國家財政投入農村的總量3000多億，只相當于農村通過金融渠道流向城市資金的一半），資金成了農村最稀缺的資源。一面是“流出”表現的過剩，一面卻是需求表現出的稀缺，一個尷尬的“二律悖反”。

　　二是硬件環境退化，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成了制約農村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大部分是大包干以前修建的，現在普遍老化、損毀。而由于國家水利建設資金大部分投向大江大河治理，農民最需要的、受益最直接、受益程度最高的中小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嚴重不足。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后，全面取消了“兩工”，投入缺口擴大。有關方面粗略計算，農田水利年投工量由2000年前的102億個銳減到目前的47億個，凈減少55億個。農民籌資籌勞的唯一渠道——“一事一議”政策操作難度較大，開展面較小（在稅費改革開展較早的一個中部省，近些年真正開展“一事一議”的村僅占總村數的10%左右），新的投入渠道沒有形成，投入存在巨大缺口，造成當前很多地區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狀態，幾千年來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目前，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約占耕地面積的46%，機電灌溉面積不到30%。隨著農業農村經濟的加快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全面推進，以農田水利為主的農業基礎設施薄弱問題正日益突出，已成為影響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的關鍵因素。

　　三是人文環境弱化，誰來建設新農村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人文環境是形成整體環境的基石和根本，軟環境建設歸根到底是人的問題。當前農村人文問題突出者有二：一是優質人才資源大量外流，“新生代農民”很少務農。雖然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是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趨勢，但對中國來說，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農村仍然是農民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場所，仍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陣地，仍然需要大量高素質農民來從事生產與建設。而現在，由于種地收入低甚至不賺錢，農村普遍存在著“輕農、厭農、棄農”意識，有些農民認為：農村一等人經商辦廠，二等人外出打工，三等人在家種地，尤其是年青人在家種地更是被人看不起，大部分素質較高的青壯勞動力外出(《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據一個中部省對5個縣區調查，平均在家務農的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總勞力的10%。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時代性命題：靠誰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二是農民素質亟待提高。農民不僅勞動就業技能普遍較低，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思想觀念相對落后，小農意識仍然較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還遠沒有真正落地生根，市場經濟理念還遠沒有深入人心。比如在一些地方的開發建設中，資源埋在地下千年萬年無人過問，一旦有人投資開發就漫天要價。農村落后的人文環境嚴重地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四是體制環境老化，“以農補工”時代設計構建的農村上層建筑已成為束縛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重大因素。幾千年“皇糧國稅”的終結，使農村基層工作形勢和任務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但上層建筑的改革相對滯后，舊的體制和工作機制與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是“三個不到位”：一是鄉鎮機構改革不到位。機構設置過多，人員編制過冗，導致行政成本過高。我國現在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全國鄉鎮財政收入能力不足1000億，而維持運轉則需2500億，錢少只能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黃宗羲定律”隨時都會卷土重來。二是鄉鎮職能轉變不到位。責、權、利不明，縣鄉關系、鄉村關系不清，政企、政社不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薄弱。三是政策落實不到位。長期的“以農補工”時代剛剛結束，與其相適應的各種向城市傾斜的政策法規以及上層建筑的系統修正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制度體系還遠遠沒有建立。特別是，由于利益驅動，一些部門和地方對“重中之重”、統籌城鄉在認識上還沒有真正統一，在行動上還沒有真正落實，執政理念還沒有真正轉變到科學發展的軌道上來。每年數千億的支農資金經過層層跑冒滴漏，到了農民手里已變成毛毛雨，公共財政的陽光還遠沒有普照農村。

　　因此，提升農民的生產環境，應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增收為目標，針對以上問題，著力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打造新金融”，積極推進農村金融改革，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其中，特別要鼓勵發展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建立新型農村金融體系，為農村“止血”、“輸血”，激活農業農村發展的命脈。

　　二是“夯實新基礎”。不僅要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調動企業和社會力量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性，特別要從國情實際出發，完善“一事一議”政策，適當放寬項目建設范圍、簡化決定程序、提高籌資籌勞標準，引導農民弘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積極投工投勞，夯實農業發展基礎。

　　三是“培育新農民”。不僅要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特別要提高農民的開放意識、市場意識、創業意識、合作意識、法制意識、民主意識、現代文明生活意識，把巨大的人力資源轉化為強大的人力資本。同時，要給農民就地轉移就業創造良好的環境。

　　四是“建立新機制”。不僅要抓住取消農業稅的歷史機遇，全面推進以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和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著力建立農村工作新機制，特別要建立新的縣鄉關系，克服鄉鎮一級權小、責大、利微的問題，推動農村綜合改革逐步向縣級延伸。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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