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沖擊的警報尚未解除，新一輪城市化浪潮已經從不少地方涌起：農居集中化，郊區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大拆大建，緊鑼密鼓。
　　有官員聲稱：中央出臺刺激經濟政策，我們自應抓住機遇，加快拆遷改造推進城市建設；有學者論證：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使中國經濟擺脫長期陷于谷底的危險。
　　不過，從最基層傳來的還有一些農民的不滿、抵制，乃至抗爭性群體事件，這也應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如何保障農民在城市化中的合法權益？城市化拉動內需應該從何處著力? 當下推進城市化最迫切的任務是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許多地方的政府文件中都明確了“尊重農民自愿”的原則。應該說，這是郊區城市化、宅基地換住房中的一條不該逾越的紅線：可是，實踐中呢?依然有不少農民“自愿”的背后，是政府官員的強勢政治動員，是當地宣傳的意識形態話語，是少數村官的擅自民意代表。更有甚者，竟有地方出臺專項文件，對那些不及時“自愿”者及其親屬，以停職停薪、下崗失業等相威脅。
　　農村融入城市，應當是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發展成果的難得的機會。如何使這一機會變為農民手中的實惠？在農村現實生活中，宅基地被農民視為家產，并代代相傳。在宅基地換住房中，拆遷補償的標準是否合理?是以房換房，還是以宅基地換房?宅基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原來的城鄉接合部農民租賃房屋的“瓦片經濟”瓦解之后，新的收入增長點在哪里?對原來的集體經濟，如何保障農民發展、分紅的權益?村民轉變成城市居民后，怎樣解決好他們的生活、就業、教育、保險等后顧之憂?這都是需要政府與農民協商一致、共同求解的難題。
　　當初，政府通過強制征用農民土地、低價補償失地農民，推動了國家城市化的偉大進程，中國農民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今天，我們畢竟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發展階段，在利益關系的協調中，應該有全新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安排。
　　應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穩定，自是當務之急。以城市化為杠桿，撬動內需增長，也不失為一個積極的選擇。大拆大建，加速城市化，可以有力拉動農民的住房消費，從而引領與住房相關的各類投資：但是，這種消費有多少是農民自身主動的、生存發展內在的需求，又有多少是政府以行政手段一廂情愿強勢推動、人為制造、超前解放的需求?不問農民的承受能力、幸福感受，不顧城市發展的演進規律、現實條件，期望在一個早上讓所有的郊區農民跑步進入城市社會，它會帶來什么后果、引發哪些問題?寫到這里，我油然想到一些經濟學家曾再三啟蒙的“破窗理論”：當一扇窗戶被打破后，主人自然要購置新玻璃，這就間接促進了玻璃廠的擴大再生產，從而拉動了經濟發展。只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人為地去打碎并非急需更換、主人也并不情愿更換的窗子，這是在“折騰”，還是在發展?
　　加速城市化，宅基地換住房，拉動了房地產的新的熱潮 只是單一以住宅開發帶動區域發展，雖然可以改善原居民的居住條件，但忽略了他們的生計安排在一個個“臥城”中，在缺乏堅實產業基礎和巨大吸附能力的“郊區城市化”浪潮中，如何承載更多的就業？如何保障農民市民化后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保障、增進農民權益，拉動、擴張內需增長，推動、深化城市化進程，如何在“加速城市化”中統籌兼顧?我以為，在于將著力點從“土地城市化”轉向 “人的城市化”，轉向農民工的“融城化”、“市民化”、
　　當然，農民工城市化也有一個城市承受能力的問題，但是，這絕不應成為我們延緩戶籍改革、遲滯農民工融城步伐的理由。億萬農民工，用雙手托舉起城市的建設，牽引來城市的繁榮，卻依然被拒絕在城市的體制之外、社會之外、發展之外。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身處城市，城市卻拒絕接納，根在鄉村，鄉村已無法回歸，他們的外出動因、心理定位、身份認同、文化歸屬、發展取向、社會預期、職業選擇，已經發生根本性轉換，他們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權利的愿望更為迫切，他們對公平正義、人格尊重、公民權益和價值實現的需求更為強烈、從戶籍、社保、培訓等方面幫助農民工有序、順利地向產業工人轉變，向城市市民轉變，這足加速城市化新的更為迫切的課題。
　　官員和專家們不是一再強調城市化對刺激經濟的重大意義嗎?從城市看一看，如果農民工市民化了，必須有大量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僅在房屋建設上每年所拉動的需求就將是驚人的，更不用說還需要滿足更大量的社會公共設施、教育衛生等服務的巨大需求， 再從鄉村看一看，農民工市民化必將加速農村土地的流轉，促進農業的規模化、專業化經營，充分釋放土地的財富效應，充分釋放轉移農民的創造需求，它將為加速城市化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也將為農村的現代化開拓更為廣闊的天地。
　　要警惕，城市化的進程不可逆轉，但不能急功近利，盲目擴張，走粗放經營的老路；拉動內需的機遇不可錯失，但不能只重數字不重人，只重城市規模不重民生福祉。

——《半月談》2009年第12期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共2頁,當前第1頁  第一頁  前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