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1]?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特征概述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面占到60%，大約1個億。他們出生以后就上學，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而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費特點

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不同于父輩的顯著特點。

據廣東省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月掙錢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將近八成的工資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著了。他們把超過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娛樂和電話費上。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風氣和固有陋習的影響，出現了“嬌子農民工”、“月光族”等現象。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剛剛從學校畢業就直接進入城市打工，既沒有吃苦耐勞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吃苦耐勞的能力和精神，過分追求較好的生活，勤儉節約的品格逐漸淡化。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費觀念讓收入較低的農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前沿挑戰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這部分人的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與其長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他們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與農村家庭的經濟聯系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們的“城市夢”也比他們的父輩更執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愿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鄉務農

3、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

三、面臨社會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面臨的前沿而又現實的挑戰突出表現在：

(1)他們的勞動供給和就業行為明顯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在不同時代成長的農民工有著不同的閱歷和自身不同特點，導致他們追求目標、偏好等不同，因此，僅僅將農民工視為同質群體的傳統研究方法不能了解當今農民工勞動市場的供求狀況。從經濟學的角度說，新生代農民工因為他們的效用和目標函數與第一代農民工的差異導致了他們的勞動供給函數及其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均衡點與廠商需求之間存在“缺口”而出現“民工荒”現象。

(2)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要勝過第一代農民工。在心態和觀念上，第一代農民工更接近于農民，對城市認同感較低，即使在城市中無法生存時，還有回鄉務農的最后一條退路。第二代農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面對的非正規就業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成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真正的“兩棲人”。新生代農民工不僅需要勞動權益的保護，而且需要社會失業救急網絡的保障。

(3)他們的市民化問題如不能順利解決，將直接關系到城鄉的社會穩定。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體。他們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識和行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為個人、制度和市場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滯留在農民工隊伍中。隨著第二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如果長期不能邁過市民化這道“門檻”，累積到一定時期和規模時很有可能引發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與第一代農民工區別

人們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頭亂發”，但在本報等單位主辦的第四屆“民工招聘會”上，出現了不少與此大相徑庭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年齡普遍在25歲以下，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時不時地從包里掏出名牌手機;基本沒有務農經歷，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觀和就業觀。

“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臟、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里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在受到歧視時，他們會摔門離去。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光用更為“學術”的語言對他們進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

第一代農民工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筑工地是他們的聚集地，新一代農民工的目光則投向三產服務業、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賺錢只是他們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們希望在城里買房，能像城里人一樣生活。

因為有著更多的企盼，他們找工作時也往往更“挑剔”。“雖然我來自農村，但這并不代表我對生活質量沒有要求。我同樣需要娛樂，需要交友，需要上網來了解全國各地的信息。”王玉明今年23歲，初中畢業，一家招工單位對他有意向，但因為單位地處偏僻，上網、外出都不方便，他一口回絕。

“我有技術，不愁工作，我要進大企業工作。我原來那家單位管吃管住，但早晨饅頭、咸菜加白開水;中午一年到頭都是炒白菜，這樣的生活，我不能忍受。”這是一個第二代農民工對找工作一直持觀望態度。

許多用工單位很需要這些人，但也對此表現出了相當的擔憂。“現在不少年輕人，在工廠有點不高興，什么也不想，馬上走人。”一家企業招工負責人曾說，用人單位有一部分認為，第二代農民工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敬業精神差。

五、歧視與城市融入

“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從社會分工角度來看，農民本來是一種職業，然而在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帶有身份的色彩。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使本來就人多地少的農村有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當城市工礦產業改革邁開腳步時，大批農民涌入城市務工。其時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

城市對農民入城，既歡迎又有些排斥。農民進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掙錢最少的工作，的確填補城市職業的許多空白，給城市居民帶來許多方便，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然而，農民涌入城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一種拒斥意識。

入城務工人員所受到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待遇，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相比確實也是“二等工人”。他們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業單位的管理人員還把他們當作另類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規定限制他們進入某些行業就業。

這些現象，不僅明顯違反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等一系列權利;而且背離了現代社會通行的文明準則，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平等規則，傷害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尊嚴，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妨礙城市發展的正常化進程，甚至對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人們直接的感覺，就是它放大著社會業已存在的不公。

六、心態問題

對大多數第一代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來自農村，歸宿也在農村。

對于新生代民工來說，他們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他們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所接納;他們的根在農村，卻對農村日益疏遠。對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不一樣的前途，不一樣的命運。他們希望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告別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外出的經歷更讓他們深刻地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他們才發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聲。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門檻不斷粉碎著他們的城市夢。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斷消解著他們對家鄉存有的情感認同和社會記憶，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也使他們漸漸不再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總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們真正成了既融不進城，也回不了鄉的“邊緣人”。因此，他們無法規劃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過且過的心態相當盛行。

七、培訓與發展

新生代農民工更期待未來的發展，大多數人有著自己創業的夢想，對未來的渴望超過第一代農民工，對未來的人生軌道也有一定的規劃，但是往往因為喜歡享受，總是離自己的預期目標很遠。

與第一代農民工求生存為主不同，學技術成為第二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長以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有56.9%的第二代農民工認為打工是為了多掙錢，但也有高達62.6%的人未來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業”是他們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由于第二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因此他們對文化精神生活也有著強烈的需求，很多人認為看電視、看報紙都只是較低層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較低，他們只能選擇比較廉價的文化消費方式。調查顯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56.2%的人希望當地有關機構能組織開展各種技能培訓。

第二代農民工在選擇工作時，非常關注“對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會認可。調查中，第二代農民工對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時間，進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滿意，認為這樣會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更大。

調查顯示，盡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廣東省青年干部學院青年研究所所長譚建光認為，這說明第二代農民工內心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渴望融入的心理，他們希望參與城市種種公共活動，體現自己的價值。

“民工潮”興起于改革開放初。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一個又一個躁動的身影，告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義無反顧地闖進陌生的城鎮，匯聚成讓人嘆為觀止的億萬農民工大軍。一方面似乎是永遠洶涌的“民工潮”，另一方面民工開始回流。2007年，湖南勞務輸出達1093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人數的30%，近年，湖南各地紛紛對回鄉創業者制訂優惠政策，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和金融服務力度，提倡和鼓勵“勞務湘軍”回鄉創業。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湖南全省已有約30萬外出農民工回鄉創業，創辦“回流型”企業3.3萬多個，吸納近120萬農村勞動力。

80后農民工的生活逐漸被城市化，他們在穿著、飲食習慣、價值觀念、談吐、思維方式等方面逐漸與城市的孩子接近，城市的“向心力”日益增強，如何為他們提供就業教育機會、提高他們自身素質、完善進城配套政策等已成為當前政府部門思考的課題。許許多多像萬春水一樣的老民工回鄉后一去不還。取而代之的是小杰這樣的年輕娃子。他們有文化，有想法，更加的不安分。這些80后民工的精彩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結果，那就是外出、賺錢、回鄉、建房、再出來，已經不是民工們外出打工的唯一選擇。人生的路，在農民工的腳下，越走越寬。

八、人群評價

農村流動人群已不再是昨天的農村流動人群，“新人換舊人”，新的一代已經成長為農村流動人群的主力：他們“新”在年輕，“新”在沒有務農經歷，“新”在對城市生活更強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負擔。

面對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我們的一些城市仍然“我自巋然不動”，無動于衷，甚至有個別城市還想著法子，拆遷“城中村”，讓流動人群無容身之地，從而企圖變相地迫使他們離開。我們仍然看不到農村流動人群如何分享城市發展、繁榮的成果。不少城市并沒有把農村流動人群作為中低收入者看待，低保、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這些為城市中低收入者設計的福利政策都沒有他們的份兒。

盡管國務院曾專門為農民工發過文件，要求流入地政府解決農村流動人群子女的上學問題，但是不少城市的教育部門仍不能解決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問題。

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一方面想永久地離開農村，不愿返回農村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沒有“家”的感覺，找不到融入城市的鑰匙。城市對他們構筑起一道道屏障。一些城市想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改造“城中村”，讓農村流動人群沒有了就業機會和安身之所，從而讓他們自動離開。事實上這只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只要仍然存在城鄉二元差別和地區差別，那么城市的繁榮就會吸引農村流動人群向城市流動。如果一個城市如此無情地對待為其繁榮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村流動人群，那么農村流動人群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回報”它呢?它又將怎樣實現和諧呢?和諧社會何以可能呢?

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不會“坐以待斃”，總要尋找他們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空間。在城市社會的排斥下，他們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社會。他們在城市主流社會找不到認同和價值的肯定，而轉向自己群體的認可，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他們憑借著老鄉、親戚朋友等傳統資源，去維持他們內部的秩序，以他們特有的方式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在不少城市，已經形成同一個縣或省來的人生活在一起、集中在同一個行業的現象，甚至出現各種老鄉團伙，占據一方天地。

有研究者研究發現，最近農村流動人群上訪少了，并不等于他們面臨的問題比以前少了，而是他們更多地借助于其內部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解決問題。這就是城市排斥的結果。城市的排斥，使得農村流動人群更傾向于挖掘內部的傳統資源，去構建他們的生活秩序和圈子，去支撐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生存。長此以往，城市將形成雙重結構：主流社會和邊緣社會。當邊緣社會不斷擴大，勢必對主流社會產生強大的沖擊，從而會帶來隔離、斷裂后的緊張、矛盾和失序，城市居民也就不會有安穩的日子。

為了避免這樣的惡果出現，每個城市都不要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將農村流動人群排斥在外，不能再繼續把他們僅僅當做“過客”，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的出現和壯大，已經讓城市沒有多少時間去享受流動人群的“紅利”了，繼續靠農村流動人群的廉價勞動維持繁榮和發展的余地將越來越小。因此，只有給予農村流動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讓他們分享城市改革、發展和繁榮之成果，一個城市才能真正實現和睦相處、社會和諧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續性發展。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從“賣苦力”到“拼智力”，從城鄉兩棲到定居城市，從單向涌入城市到開始回鄉創業，中國農民工群體正在發生著脫胎換骨般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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