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的《企業會計制度》中，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政策的雛形始于1993年“兩則”、“兩制”的出臺。在1993年出臺的13個分行業的會計制度中，準許采用備抵法對應收賬款和其它應收

    款計提壞賬準備。但此時壞賬準備的計提并非強制性的，企業可以在直接核銷法和備抵法之間自主做出選擇。

    隨著歲月的流逝，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會計科目和會計報告》的出臺，從政策上封殺了通過“以前年度損益調整”科目來隨意調控年度之間利潤水平的空間，上市公司通過關聯交易鋌而走險地直接操控當年利潤。在持續性披露會計信息的強制性壓力下，有的上市公司紛紛通過隨意計提減值準備的手段來操控利潤。為了有針對性地遏制這一行為，同時進一步加大“謹慎性原則”的應用力度，1999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有關會計處理問題補充規定》發布，該補充規定要求上市公司要計提“四項減值準備”。

    “四項減值準備”政策出臺后，靠關聯交易蒙混“過年關”的上市公司，由于賬面上存在大量的應收賬款或超儲積壓的存貨，為了規避“四項減值準備”的計提，有的上市公司就利用當時已經出臺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和《企業會計準則———非貨幣性交易》兩項具體會計準則來操控利潤。由此，為了進一步加大“謹慎性原則”的應用力度，同時有針對性地遏制上市公司利用修訂前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和《企業會計準則———非貨幣性交易》來實施沒有實際意義的債務重組或非貨幣性交易，在2000年12月29日發布的《企業會計制度》中，將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擴大到了八項，同時對《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和《企業會計準則———非貨幣性交易》兩項準則按照謹慎性精神進行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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